北京日报纪事｜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罗布泊失踪之谜
北京日报纪事｜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罗布泊失踪之谜
北京日报纪事｜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罗布泊失踪之谜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(zìtiáo)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(de)四十多年里,关于(guānyú)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，是荒漠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心中(xīnzhōng)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(yǒngyuǎn)地消失在那片沙海中(shāhǎizhōng)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(zǔzhī)了前后4次大规模(dàguīmó)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(cǐhòu)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(zhīmí)，三十多年间(jiān)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(yě)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(méiyǒu)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(shí)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(xīnwénjiémù)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(shí)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(shì)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(yuán)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，在从(cóng)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(dāng)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(dāngshí)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(bùgǎnxiāngxìn)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(dào)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们(tāmen)一起筹备了(le)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(jìhuà)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(zhuānyè)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(zhōngguó)考察队(kǎocháduì)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(yǐnqǐ)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(ràng)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(fāchū)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的人，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(zhàoquánzhāng)。
1980年6月(yuè)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(fùjiàoshòu)徐鹏(xúpéng)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在当时是要(yào)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(fābiǎo)。
由于是供(gōng)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(zhōng)提出(tíchū)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(yī)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(fā)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在(zài)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(shànghǎi)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(yǒusuǒzhǔnbèi)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(xīnwén)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(jìnrù)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国(guó)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(shīzōng)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(xiàng)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(rén)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(zài)过去的100多年(nián)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(de)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(mógūyún)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。
其实，漫长的(de)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(zhèlǐ)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(yīn)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(púchānghǎi)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(luòpǔchí)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(míng)，意为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(de)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(shūlèhé)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的最大(zuì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(jǐncìyú)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(fēngyíng)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(shàngyuán)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(yánzhòng)。20世纪70年代末(mò)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美国宇航局发射(fāshè)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(kàndào)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(de)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(ěrkǒng)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(dìmào)是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(de)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(bùjǐnjǐn)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(dìchǔ)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(rénjìhǎnzhì)之地(zhīdì)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(suǒ)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(hèdìng)探险队(tànxiǎnduì)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(zhèyī)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(quánshìjiè)公布了罗布(luóbù)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(kǎogǔ)成就之一，而(ér)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(zài)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(fùdì)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(xià)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(shìxiàn)中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(de)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(wèizhì)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(húqū)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(dàliàng)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(zàicì)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(luóbùpō)披上(pīshàng)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(húpō)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(dìyīcì)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(jiàowùzhǎng)的知名(zhīmíng)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(jìnshù)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(huángwénbì)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(shìjué)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(děng)，在国内出版(chūbǎn)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(de)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(shīzhījiāobì)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(le)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(lā)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(yígè)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(dìngwèi)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(èxìngzhǒngliú)、癌细胞(áixìbāo)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(nánjīngdàxué)）农学院(nóngxuéyuàn)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(gèrén)发展(fāzhǎn)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(jìshù)——核磁共振(hécígòngzhèn)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(mù)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(biānjiāng)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(jiūjìng)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(xuǎnzé)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(dàn)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(biàndìkāihuā)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(dìfāng)去。”
在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(tā)当时在植物学(zhíwùxué)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(dànshì)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(dédào)了批准(pīzhǔn)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(shí)，他的户口(hùkǒu)也(yě)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(jiù)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(zhēngqǔ)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(búshì)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(cóng)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(de)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(zhǐshì)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(shìyè)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(yīdào)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(háoqíngwànzhàng)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(zāoshòu)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(niánchū)，彭加木突然被(bèi)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(de)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(huòbùdānxíng)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(bèi)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(qíjìbāndì)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(qù)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(shēngmìng)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的旅程(lǚchéng)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(bāokuò)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(wénwù)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曾到过(guò)罗布泊北部(běibù)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(lìshí)40多天，行程(xíngchéng)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(chūbù)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(jiǎyán)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(yǒuzhòng)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(wúlùnshì)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(yòngdào)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大量的(de)人力和经费，除了(le)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(zhōngguó)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(zēngjiā)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(wàndūn)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(luóbùpō)有钾盐矿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(zhèlǐ)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(jìnxíng)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(shíyúnián)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(shénmì)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(chóngxīn)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(mùshùnyīng)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(zài)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(zǔchéng)(zǔchéng)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(luóbùpō)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(jiù)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(cóng)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(hé)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(jiǎyán)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(de)消息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(yīyàng)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(cānjiā)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(jǐshínián)的军事禁区。“据(jù)我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(tóngzhì)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组织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(gōngzuòzhě)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(ér)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(zài)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(de)(de)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(chuānguò)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(chuānchā)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提议，由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(zǔjiàn)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(de)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(yīcì)一次来到罗布泊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(wénzhāng)，以至于国外竟有(jìngyǒu)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(diàorèn)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(de)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(péngjiāmù)担任队长(duìzhǎng)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(duōnián)的夙愿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(duì)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(jìjié)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(zhīdào)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(de)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(cóng)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从乌鲁木齐出发(chūfā)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(qīngchǔ)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(bǎ)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(tā)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(wánxiào)，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(zhǔnbèi)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(chèn)。
作为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(cóng)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(shénmì)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(yuè)9日开始进入(jìnrù)湖区，有一个(yígè)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(yǐ)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(zhǐde)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(jídà)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(duìyuán)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(zài)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(chūfā)，又一次到了(le)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(xiàmiàn)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(guǎngkuò)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(zhōngguó)核物理(héwùlǐ)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这样(zhèyàng)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(chénggōng)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(dé)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(zài)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(jiù)可以启程回(huí)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(men)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(wūlǔmùqí)，利用剩下的(de)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(luóbùpō)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(shū)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(dàn)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(zhōngkēyuàn)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(jīng)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(zhùyìānquán)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(qìyóu)和水的(de)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(kěyǐ)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(yīduàn)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(gōng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(sānliàng)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(cáinéng)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(rúcǐ)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(xiàwǔ)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(kuàiyào)消耗殆尽(dàijìn)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(cóng)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(biàn)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(yī)汽油桶，且已变质，难以饮用(yǐnyòng)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(men)即刻(jíkè)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(shí)10分(fēn)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(wǒmen)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，彭加木提出了(le)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(jīdì)到宿营地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(tā)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(xiánliáo)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(dōu)克东北(dōngběi)约30公里处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开车再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(zāodào)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(fǎnduì)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(qìyóu)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(fēijī)18日到库木库都(dōu)克送水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(diànbào)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(zǒuchū)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(yīzhāng)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(dìxíngtú)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(xiědào)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(de)，日期(rìqī)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(nà)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(men)怎么(zěnme)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(yánzhe)彭加木那双42号(hào)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(jiāngjìn)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(ké)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(dōngfāng)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(yīcì)信号弹(xìnhàodàn)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(de)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(gè)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，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(lùyíngdì)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(chénshàn)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(gōngzuò)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(jiào)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(zài)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(men)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(zhíshēngjī)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(chūshìdìdiǎn)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(dìtǎnshì)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(sōusuǒ)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(duōpíngfānggōnglǐ)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(jiùshì)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(bìng)没有(méiyǒu)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(shíhòu)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(yuè)11日，香港《中报(bào)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(wénzhōng)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(liúměi)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(xiàshūfāng)明确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(de)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(huǎngyán)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(de)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(shuōfǎ)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(yèyǒngliè)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(zài)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(gémìnglièshì)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(mùbēi)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(shùnián)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(huáiyí)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(shízài)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(zuìdà)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(yǎnmái)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(shàngwǔ)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(zhe)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(gāodī)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(xìshā)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(gānshī)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(rènhé)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(yībiàn)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(fǔshí)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(dìèr)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重要基础，中国(zhōngguó)科学家(kēxuéjiā)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(cǐwài)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(dàliàng)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(jīnrì)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无法(wúfǎ)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(zìtiáo)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(de)四十多年里,关于(guānyú)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，是荒漠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心中(xīnzhōng)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(yǒngyuǎn)地消失在那片沙海中(shāhǎizhōng)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(zǔzhī)了前后4次大规模(dàguīmó)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(cǐhòu)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(zhīmí)，三十多年间(jiān)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(yě)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(méiyǒu)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(shí)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(xīnwénjiémù)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(shí)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(shì)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(yuán)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，在从(cóng)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(dāng)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(dāngshí)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(bùgǎnxiāngxìn)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(dào)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们(tāmen)一起筹备了(le)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(jìhuà)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(zhuānyè)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(zhōngguó)考察队(kǎocháduì)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(yǐnqǐ)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(ràng)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(fāchū)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的人，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(zhàoquánzhāng)。
1980年6月(yuè)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(fùjiàoshòu)徐鹏(xúpéng)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在当时是要(yào)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(fābiǎo)。
由于是供(gōng)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(zhōng)提出(tíchū)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(yī)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(fā)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在(zài)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(shànghǎi)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(yǒusuǒzhǔnbèi)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(xīnwén)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(jìnrù)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国(guó)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(shīzōng)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(xiàng)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(rén)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(zài)过去的100多年(nián)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(de)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(mógūyún)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。
其实，漫长的(de)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(zhèlǐ)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(yīn)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(púchānghǎi)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(luòpǔchí)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(míng)，意为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(de)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(shūlèhé)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的最大(zuì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(jǐncìyú)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(fēngyíng)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(shàngyuán)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(yánzhòng)。20世纪70年代末(mò)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美国宇航局发射(fāshè)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(kàndào)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(de)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(ěrkǒng)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(dìmào)是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(de)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(bùjǐnjǐn)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(dìchǔ)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(rénjìhǎnzhì)之地(zhīdì)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(suǒ)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(hèdìng)探险队(tànxiǎnduì)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(zhèyī)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(quánshìjiè)公布了罗布(luóbù)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(kǎogǔ)成就之一，而(ér)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(zài)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(fùdì)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(xià)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(shìxiàn)中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(de)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(wèizhì)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(húqū)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(dàliàng)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(zàicì)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(luóbùpō)披上(pīshàng)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(húpō)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(dìyīcì)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(jiàowùzhǎng)的知名(zhīmíng)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(jìnshù)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(huángwénbì)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(shìjué)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(děng)，在国内出版(chūbǎn)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(de)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(shīzhījiāobì)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(le)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(lā)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(yígè)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(dìngwèi)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(èxìngzhǒngliú)、癌细胞(áixìbāo)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(nánjīngdàxué)）农学院(nóngxuéyuàn)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(gèrén)发展(fāzhǎn)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(jìshù)——核磁共振(hécígòngzhèn)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(mù)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(biānjiāng)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(jiūjìng)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(xuǎnzé)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(dàn)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(biàndìkāihuā)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(dìfāng)去。”
在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(tā)当时在植物学(zhíwùxué)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(dànshì)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(dédào)了批准(pīzhǔn)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(shí)，他的户口(hùkǒu)也(yě)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(jiù)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(zhēngqǔ)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(búshì)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(cóng)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(de)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(zhǐshì)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(shìyè)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(yīdào)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(háoqíngwànzhàng)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(zāoshòu)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(niánchū)，彭加木突然被(bèi)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(de)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(huòbùdānxíng)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(bèi)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(qíjìbāndì)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(qù)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(shēngmìng)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的旅程(lǚchéng)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(bāokuò)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(wénwù)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曾到过(guò)罗布泊北部(běibù)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(lìshí)40多天，行程(xíngchéng)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(chūbù)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(jiǎyán)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(yǒuzhòng)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(wúlùnshì)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(yòngdào)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大量的(de)人力和经费，除了(le)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(zhōngguó)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(zēngjiā)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(wàndūn)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(luóbùpō)有钾盐矿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(zhèlǐ)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(jìnxíng)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(shíyúnián)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(shénmì)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(chóngxīn)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(mùshùnyīng)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(zài)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(zǔchéng)(zǔchéng)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(luóbùpō)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(jiù)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(cóng)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(hé)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(jiǎyán)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(de)消息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(yīyàng)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(cānjiā)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(jǐshínián)的军事禁区。“据(jù)我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(tóngzhì)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组织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(gōngzuòzhě)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(ér)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(zài)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(de)(de)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(chuānguò)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(chuānchā)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提议，由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(zǔjiàn)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(de)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(yīcì)一次来到罗布泊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(wénzhāng)，以至于国外竟有(jìngyǒu)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(diàorèn)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(de)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(péngjiāmù)担任队长(duìzhǎng)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(duōnián)的夙愿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(duì)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(jìjié)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(zhīdào)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(de)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(cóng)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从乌鲁木齐出发(chūfā)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(qīngchǔ)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(bǎ)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(tā)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(wánxiào)，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(zhǔnbèi)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(chèn)。
作为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(cóng)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(shénmì)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(yuè)9日开始进入(jìnrù)湖区，有一个(yígè)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(yǐ)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(zhǐde)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(jídà)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(duìyuán)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(zài)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(chūfā)，又一次到了(le)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(xiàmiàn)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(guǎngkuò)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(zhōngguó)核物理(héwùlǐ)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这样(zhèyàng)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(chénggōng)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(dé)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(zài)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(jiù)可以启程回(huí)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(men)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(wūlǔmùqí)，利用剩下的(de)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(luóbùpō)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(shū)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(dàn)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(zhōngkēyuàn)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(jīng)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(zhùyìānquán)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(qìyóu)和水的(de)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(kěyǐ)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(yīduàn)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(gōng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(sānliàng)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(cáinéng)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(rúcǐ)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(xiàwǔ)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(kuàiyào)消耗殆尽(dàijìn)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(cóng)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(biàn)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(yī)汽油桶，且已变质，难以饮用(yǐnyòng)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(men)即刻(jíkè)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(shí)10分(fēn)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(wǒmen)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，彭加木提出了(le)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(jīdì)到宿营地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(tā)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(xiánliáo)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(dōu)克东北(dōngběi)约30公里处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开车再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(zāodào)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(fǎnduì)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(qìyóu)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(fēijī)18日到库木库都(dōu)克送水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(diànbào)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(zǒuchū)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(yīzhāng)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(dìxíngtú)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(xiědào)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(de)，日期(rìqī)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(nà)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(men)怎么(zěnme)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(yánzhe)彭加木那双42号(hào)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(jiāngjìn)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(ké)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(dōngfāng)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(yīcì)信号弹(xìnhàodàn)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(de)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(gè)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，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(lùyíngdì)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(chénshàn)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(gōngzuò)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(jiào)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(zài)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(men)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(zhíshēngjī)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(chūshìdìdiǎn)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(dìtǎnshì)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(sōusuǒ)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(duōpíngfānggōnglǐ)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(jiùshì)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(bìng)没有(méiyǒu)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(shíhòu)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(yuè)11日，香港《中报(bào)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(wénzhōng)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(liúměi)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(xiàshūfāng)明确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(de)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(huǎngyán)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(de)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(shuōfǎ)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(yèyǒngliè)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(zài)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(gémìnglièshì)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(mùbēi)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(shùnián)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(huáiyí)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(shízài)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(zuìdà)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(yǎnmái)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(shàngwǔ)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(zhe)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(gāodī)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(xìshā)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(gānshī)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(rènhé)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(yībiàn)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(fǔshí)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(dìèr)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重要基础，中国(zhōngguó)科学家(kēxuéjiā)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(cǐwài)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(dàliàng)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(jīnrì)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无法(wúfǎ)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(shí)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(xīnwénjiémù)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(shí)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(shì)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(yuán)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，在从(cóng)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(dāng)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(dāngshí)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(bùgǎnxiāngxìn)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(dào)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们(tāmen)一起筹备了(le)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(jìhuà)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(zhuānyè)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(zhōngguó)考察队(kǎocháduì)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(yǐnqǐ)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(ràng)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(fāchū)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的人，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(zhàoquánzhāng)。
1980年6月(yuè)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(fùjiàoshòu)徐鹏(xúpéng)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在当时是要(yào)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(fābiǎo)。
由于是供(gōng)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(zhōng)提出(tíchū)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(yī)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(fā)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在(zài)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(shànghǎi)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(yǒusuǒzhǔnbèi)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(xīnwén)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(jìnrù)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国(guó)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(shīzōng)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(xiàng)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(rén)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(zài)过去的100多年(nián)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(de)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(mógūyún)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。
其实，漫长的(de)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(zhèlǐ)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(yīn)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(púchānghǎi)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(luòpǔchí)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(míng)，意为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(de)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(shūlèhé)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的最大(zuì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(jǐncìyú)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(fēngyíng)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(shàngyuán)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(yánzhòng)。20世纪70年代末(mò)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美国宇航局发射(fāshè)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(kàndào)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(de)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(ěrkǒng)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(dìmào)是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(de)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(bùjǐnjǐn)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(dìchǔ)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(rénjìhǎnzhì)之地(zhīdì)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(suǒ)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(hèdìng)探险队(tànxiǎnduì)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(zhèyī)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(quánshìjiè)公布了罗布(luóbù)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(kǎogǔ)成就之一，而(ér)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(zài)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(fùdì)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(xià)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(shìxiàn)中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(de)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(wèizhì)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(húqū)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(dàliàng)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(zàicì)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(luóbùpō)披上(pīshàng)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(húpō)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(dìyīcì)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(jiàowùzhǎng)的知名(zhīmíng)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(jìnshù)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(huángwénbì)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(shìjué)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(děng)，在国内出版(chūbǎn)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(de)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(shīzhījiāobì)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(le)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(lā)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(yígè)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(dìngwèi)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(èxìngzhǒngliú)、癌细胞(áixìbāo)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(nánjīngdàxué)）农学院(nóngxuéyuàn)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(gèrén)发展(fāzhǎn)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(jìshù)——核磁共振(hécígòngzhèn)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(mù)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(biānjiāng)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(jiūjìng)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(xuǎnzé)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(dàn)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(biàndìkāihuā)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(dìfāng)去。”
在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(tā)当时在植物学(zhíwùxué)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(dànshì)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(dédào)了批准(pīzhǔn)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(shí)，他的户口(hùkǒu)也(yě)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(jiù)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(zhēngqǔ)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(búshì)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(cóng)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(de)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(zhǐshì)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(shìyè)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(yīdào)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(háoqíngwànzhàng)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(zāoshòu)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(niánchū)，彭加木突然被(bèi)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(de)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(huòbùdānxíng)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(bèi)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(qíjìbāndì)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(qù)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(shēngmìng)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的旅程(lǚchéng)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(bāokuò)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(wénwù)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曾到过(guò)罗布泊北部(běibù)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(lìshí)40多天，行程(xíngchéng)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(chūbù)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(jiǎyán)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(yǒuzhòng)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(wúlùnshì)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(yòngdào)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大量的(de)人力和经费，除了(le)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(zhōngguó)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(zēngjiā)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(wàndūn)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(luóbùpō)有钾盐矿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(zhèlǐ)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(jìnxíng)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(shíyúnián)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(shénmì)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(chóngxīn)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(mùshùnyīng)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(zài)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(zǔchéng)(zǔchéng)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(luóbùpō)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(jiù)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(cóng)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(hé)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(jiǎyán)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(de)消息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(yīyàng)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(cānjiā)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(jǐshínián)的军事禁区。“据(jù)我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(tóngzhì)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组织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(gōngzuòzhě)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(ér)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(zài)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(de)(de)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(chuānguò)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(chuānchā)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提议，由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(zǔjiàn)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(de)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(yīcì)一次来到罗布泊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(wénzhāng)，以至于国外竟有(jìngyǒu)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(diàorèn)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(de)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(péngjiāmù)担任队长(duìzhǎng)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(duōnián)的夙愿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(duì)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(jìjié)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(zhīdào)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(de)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(cóng)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从乌鲁木齐出发(chūfā)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(qīngchǔ)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(bǎ)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(tā)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(wánxiào)，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(zhǔnbèi)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(chèn)。
作为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(cóng)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(shénmì)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(yuè)9日开始进入(jìnrù)湖区，有一个(yígè)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(yǐ)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(zhǐde)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(jídà)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(duìyuán)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(zài)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(chūfā)，又一次到了(le)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(xiàmiàn)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(guǎngkuò)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(zhōngguó)核物理(héwùlǐ)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这样(zhèyàng)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(chénggōng)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(dé)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(zài)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(jiù)可以启程回(huí)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(men)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(wūlǔmùqí)，利用剩下的(de)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(luóbùpō)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(shū)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(dàn)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(zhōngkēyuàn)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(jīng)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(zhùyìānquán)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(qìyóu)和水的(de)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(kěyǐ)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(yīduàn)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(gōng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(sānliàng)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(cáinéng)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(rúcǐ)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(xiàwǔ)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(kuàiyào)消耗殆尽(dàijìn)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(cóng)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(biàn)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(yī)汽油桶，且已变质，难以饮用(yǐnyòng)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(men)即刻(jíkè)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(shí)10分(fēn)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(wǒmen)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，彭加木提出了(le)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(jīdì)到宿营地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(tā)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(xiánliáo)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(dōu)克东北(dōngběi)约30公里处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开车再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(zāodào)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(fǎnduì)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(qìyóu)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(fēijī)18日到库木库都(dōu)克送水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(diànbào)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(zǒuchū)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(yīzhāng)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(dìxíngtú)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(xiědào)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(de)，日期(rìqī)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(nà)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(men)怎么(zěnme)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(yánzhe)彭加木那双42号(hào)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(jiāngjìn)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(ké)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(dōngfāng)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(yīcì)信号弹(xìnhàodàn)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(de)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(gè)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，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(lùyíngdì)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(chénshàn)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(gōngzuò)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(jiào)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(zài)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(men)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(zhíshēngjī)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(chūshìdìdiǎn)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(dìtǎnshì)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(sōusuǒ)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(duōpíngfānggōnglǐ)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(jiùshì)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(bìng)没有(méiyǒu)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(shíhòu)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(yuè)11日，香港《中报(bào)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(wénzhōng)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(liúměi)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(xiàshūfāng)明确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(de)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(huǎngyán)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(de)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(shuōfǎ)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(yèyǒngliè)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(zài)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(gémìnglièshì)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(mùbēi)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(shùnián)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(huáiyí)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(shízài)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(zuìdà)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(yǎnmái)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(shàngwǔ)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(zhe)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(gāodī)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(xìshā)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(gānshī)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(rènhé)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(yībiàn)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(fǔshí)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(dìèr)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重要基础，中国(zhōngguó)科学家(kēxuéjiā)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(cǐwài)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(dàliàng)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(jīnrì)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无法(wúfǎ)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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